社会和经济的时间尺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对社会和经济驱动力敏感，可以通过政策行动和个人选择来改变。行为和技术的变化在一些严重的经济状况下可能变化得很快。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触发了整个社会对节约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兴趣，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完全偏离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增长速度之间的传统联系（图5-6）。另外一个例子是，1988年由于前苏联国家经济崩溃所引起的CO₂排放的明显减少。在两个例子中响应是很快的（在几年内）。当对变化的压力小而惯性大时，相反的情形也明显存在。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情景中，已经隐含地假定了这一点，因为这些情景不考虑重大压力的情形，诸如经济衰退、大范围冲突或者粮食储备锐减和与之相关的人类灾难，从本质讲它们都难以预测。

只有在碳强度和/或能源强度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削减，才可能使大气CO₂浓度稳定在600ppm以下。这就意味着，必须转变到另一条发展道路上，它有强调环境制约的社会、机制和技术的新结构。历史上，能源强度（每单位GDP所用的能源）的改善很慢，这反映出大多数技术发明者与使用者将能源效率改进放在较低的优先位置上，而在1980-1992年间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从历史记录来看，全球能源强度改进的年增长率（每年为1%-1.5%）必须加快并且保持相当长时间，才能使CO₂浓度稳定在600ppm或更低（图5-7）。碳强度(每单位能源生产的碳)的减少速率将最终变化得更多[例如每年达到1.5%以上（历史基准线是每年0.3%-0.4%）]。事实上，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有可能继续改进，但是将温室气体稳定在600ppm水平下要求至少其中之一改进速度要比历史速度高得多。稳定目标越低，基准线排放水平越高，那么CO₂需要偏离基准线的程度就越大，并且需要越早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