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工作组减缓 - 技术摘要

8.5 国际排放贸易的相关方面

　　很早就认为，国际排放贸易能降低减排成本。当边际减排成本高的国家从边际减排成本低的国家购买排放份额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通常被称为“地点灵活性”，也就是不管地理位置在哪儿，只要其减排成本最低就允许在那儿减排。很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哪儿减排”与“由谁支付”没有关系。

表TS-5：能源模型论坛主要结果。2010年的GDP损失（以GDP的百分比计：2010年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

	没有贸易				附件—贸易				全球贸易
模型	美国	欧洲OECD	日本	CANZ	美国	欧洲OECD	日本	CANZ	美国	欧洲OECD	日本	CANZ

ABARE-GTEM	1.96	0.94	0.72	1.96	0.47	0.13	0.05	0.23	0.09	0.03	0.01	0.04
AIM	0.45	0.31	0.25	0.59	0.31	0.17	0.13	0.36	0.20	0.08	0.01	0.35
CETA	1.93				0.67				0.43
G-CUBED	0.42	1.50	0.57	1.83	0.24	0.61	0.45	0.72	0.06	0.26	0.14	0.32
GRAPE		0.81	0.19			0.81	0.10			0.54	0.05
MERGE3	1.06	0.99	0.80	2.02	0.51	0.47	0.19	1.14	0.20	0.20	0.01	0.67
MS-MRT	1.88	0.63	1.20	1.83	0.91	0.13	0.22	0.88	0.29	0.03	0.02	0.32
Oxford	1.78	2.08	1.88		1.03	0.73	0.52		0.66	0.47	0.33
RICE	0.94	0.55	0.78	0.96	0.56	0.28	0.30	0.54	0.19	0.09	0.09	0.19

注： Oxford模型的结果没有在表TS和SPM的范围内，因为对这个模型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学术评估（因此IPCC对其评估也不合适），而且此模型的决定结果的一个关键参数来自于80年代初。此模型与CLTMOX（由Oxford能源研究学开发，见表TS-6）模型完全没有关系。

　　“地点灵活性”能在很多区域发生，可以是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层次上。理论上，在允许全球排放贸易时，所有国家都同意给自己设定一个排放上限并作为排放份额的买方或卖方参与国际市场。清洁发展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减排成本。当市场在区域层次上（如附件B国家间）时，排放贸易市场更有限。最后，所有的减排量都在本国实现时，排放贸易也可以在国内进行。

　　表TS-5表明，与没有排放贸易相比，附件B间的排放贸易以及全球排放贸易的成本都减少了。通过不同的模型对全球和区域层次都进行了计算。每一个例子的目标都是实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目标。所有的模型表明随着排放市场的扩大收益明显增大。模型结果的不同部分是由于以下因素的不同；基本情景、能源部门供应方和需求方低成本替代技术的成本上升和可获得性、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处理。总的来说，没有贸易情景的总的减排成本小于GDP（假设GDP在同期内显著增长）的2%，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小于1%。附件B贸易能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同成员国的减排成本减低到各自GDP的0.1%至1.1%。总的来说，全球贸易能使减排成本降到GDP的0.5%以下，并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成本降到GDP的0.2%以内。

　　所谓的“热气”¹⁷问题影响《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成本。东欧和前苏联近来的经济下降导致了他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下降。尽管这种趋势预计会改变，一些国家预测的排放量仍将小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排放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些国家将有过剩的排放份额，并有可能将其卖给那些寻求低成本减排的国家，以便实现其减排目标。排放贸易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对“热气”的多少很敏感。

　　对由于执行《京都议定书》而使预期GDP减少进行了大量的评估，大部分经济分析侧重于碳减排的总成本¹⁸，而忽略了非二氧化碳气体减排和固碳在减少成本方面的潜力，没有考虑环境效益（辅助效益和避免的气候变化），也没有用收益校正扭曲。考虑这种可能性可以降低减排成本。

　　与没有减排限制相比，减排限制将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促进潜在的成本节约和燃料替代，资源的相对价格也将改变。这些强制的调整将使经济表现不良从而影响GDP。很明显，排放权贸易市场越大，降低减排总成本的机会越多。相反，如果对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减排目标而购买的排放权数量加以限制将增加该国的减排成本。几项研究计算了排放贸易对降低减排成本的贡献程度，尤其对边际减排成本非常高的国家，能显著降低减排成本。但是另一个因素很可能会削弱排放贸易的成本节省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排放贸易系统的运作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不确定性保险以及排放权的使用策略）。

8.6 温室气体减排的附带效益

　　即使不考虑避免气候变化的效益,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也对社会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本节对一些相关研究，特别是有关估算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副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评估。因此使用了术语“附带效益或成本”。对附带效益的定义、作用和大小以及将其结合到气候变化政策的方法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建立对正在增多的将具体的碳减排政策与货币化附带效益联系起来的文献进行评估的标准。近来针对国民经济整体而不是一个部门作了研究，本报告对其附带效益方法及其可信性进行了验证（第9节进行了分部门分析）。除了近来在方法上的进展，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附属效果、效益和成本进行定量估算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除了这些困难，在近期内，一些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政策的附带效益可以占民间（直接）减排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在一些情况下附带效益能与减排成本相当。根据文献，附带效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但这些文献还很有限。

　　附带效益和成本确切的大小、规模和范围随着地理位置和基本情景不同而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基于情景设置了相对低的碳排放和人口密度，附带效益将很小。大部分用于估算附带效益的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在估算附带效益时都碰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这些模型很少有，也可能没有能力得到估算附带效益所必需的空间数据。

　　从基本情景的考虑看，大部分有关附带效益的文献仅仅只系统地分析政府有关环境的政策和规则。与其成为对比的是其它常规政策基线问题，如与能源、交通和健康有关的问题一般来说被忽略了。但基线中考虑了非常规问题，如与技术、人口和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对于在此被评估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附带效益与公共健康有关。模拟附带效益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污染物排放及其大气浓度间的关系，尤其是二次污染物的重要性。然而，除了公共健康带来的附带效益外，还有很重要的没有量化的货币的附带效益。同时，看来在方法和用于估算附带效益的模型间有很大的差距。